成都致力於創造新的城市管理模式,破解“城鄉二元結構”與“城市二元結構”難題採用的是問需於民、問計於民、問效於民。著眼於“治理轉型”,成都堅持用民主和法治方式處理社會矛盾、理順社會關係、規範社會架構,擴大公民有序參與城市治理。從“管理”到“治理”的一字之變,體現的是政府執政理念的根本轉變。
  成都商報記者 韓利 王楠
  成都故事
  曹家巷拆遷記
  “對我們來說,從憂居變宜居,就是天大的事。很高興我經歷了拆遷的變革和進步,沒有強制拆遷,有了民主的拆遷自治。”80多歲的曹家巷自改委副主任徐恆,在《人民日報》上談到自己的“中國夢”時,充滿感慨地寫道。
  在徐大爺心中,2012年啟動的“北改”將曹家巷拆危改造列上議事日程,讓老住戶們為之興奮。而更讓他高興的是這次拆遷跟想象的不同———曹家巷一、二街坊的老住戶選舉成立了“危舊房(棚戶區)居民自治改造委員會”,代表居民全程參與曹家巷改造。
  就在這個新年,部分選擇異地安置的曹家巷居民已經住進了泉水人家等小區的新房,率先實現了安居夢。其他選擇原地返遷的居民正在幸福地等待中,不久的將來,原來的曹家巷棚戶區地塊上將聳立起一棟棟現代化的新大樓。但曹家巷自改委的工作還沒有結束,曹家巷正在進行的拆除舊房,即將啟動的土地掛牌、新房建設等工作中,自改委還將繼續發揮作用,“要一直工作到新房全部交付完畢”。
  成都商報記者 劉友莉
  竹立家
  國家行政學院教授
  成都·城市治理
  建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城市
  市委十二屆三次全會通過的《中共成都市委關於貫徹落實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精神全面深化改革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提出,到2020年,形成系統完備、科學規範、運行有效的制度體系,若干領域走在全國改革前列,努力建設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先進城市。
  城市治理能力現代化
  應註重四大體系五種能力
  國家行政學院教授竹立家在接受成都商報記者採訪時表示,治理體系主要是指權力體系、依法治市體系、民主治理體系和民生服務體系,治理能力主要是指政府的公信力、責任能力、執行能力、監督能力和公共服務能力,成都要建設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先進城市,就要從這四大體系和五種能力上進行改革。而成都的《決定》中處處都能看到這樣的改革理念。決定明確提出成都將“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必須釐清政府與市場、政府與社會的邊界,切實轉變政府職能,深化行政體制改革,創新行政管理方式,增強政府公信力和執行力,建設法治政府和服務型政府。”
  竹立家認為,“簡政放權”就是治理能力現代化中的重要內容,“舍不捨得放,怎麼放,放了之後如何有效監督,這些都是系統性的”。他說,儘管很多地方去年都在簡政放權方面有了很大的努力和嘗試,但很多地方政府還是重“管”輕“治”,事難辦、臉難看、門難進的現象依然存在。
  行政審批權的下放、轉移、取消都是市場在資源配置中占決定性地位的基礎,也體現著政府管理模式的創新程度。簡政放權效果好不好就考驗著政府的責任能力、執行能力、監督能力和公共服務能力,最終的效果則影響著政府的公信力。
  毛壽龍
  中國人民大學公共政策研究院執行副院長
  成都·簡政放權
  副省級城市審批事項最少之一
  成都全面推行行政審批事項“一站式”服務和“並聯式審批”,是全國副省級城市中審批事項最少、審批效率最高的城市之一。《決定》亦提出,成都還將深化行政審批制度改革。精簡行政審批事項,嚴格控制新設行政審批事項,全面清理規範並逐步取消非行政許可審批。
  “負面清單”管理
  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中國人民大學公共政策研究院執行副院長毛壽龍在接受成都商報記者採訪時表示,在新一輪深化改革中,政府從管理到治理的職能轉變是重要內容,首當其衝的便是行政審批制度改革,目前,已實施近一年的行政審批制度改革,在繼續增加權力下放的同時,權力的公開透明成為政府職能實現轉變的關鍵。
  對於成都即將探索的“負面清單”管理,毛壽龍表示,目前經常被談起的“負面清單”,是相對於“正面清單”來說的。“正面清單”意味著企業做什麼事情,需要進行審批。在這種情況下,企業知道做什麼就需要進行什麼樣的審批,但是其邊界卻不是很清楚,這對於企業就形成了一種無形的束縛。“負面清單管理則是直接說明企業什麼事情不能做,什麼事情應該怎麼做。在這種情況下,行政審批的模糊性減少了,政府部門的行為也得到規範”,毛壽龍說,“負面清單”的管理,就是要規範政府行為,其對於進一步深化行政審批制度改革,進一步推進簡政放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毛壽龍說,政府和企業之間應該是平等的關係,企業參與政府,和政府一起來制定規則、落實規則,從而更好地維護市場秩序,而不是企業在破壞市場秩序、政府在制止企業。只有這樣,政府才能實現從管理到治理的職能轉變。
  倪鵬飛
  中國社科院財經戰略研究院城市與房地產研究室主任
  成都·居民福利
  在蓉生活即可參保
  2013年12月,成都出台新政,城鎮職工養老保險對所有勞動者“一視同仁”:只要在成都生活,就可以參加城鎮職工養老保險。包括社保、教育、醫療、就業等制度安排,都在加快走向城鄉公平。
  《決定》則提出,建立更加公平可持續的社會保障制度。
  城市競爭力
  包括為居民謀福利能力
  “新一輪的改革中,政府的職能轉變程度將決定城市的競爭力。”昨日,長期進行城市競爭力研究的中國社會科學院財經戰略研究院城市與房地產研究室主任倪鵬飛在接受成都商報記者採訪時表示,近年來,成都市在政府部門職能方面取得了很多成就,“包括行政審批權力的下放力度、舊城改造中民主參與程度,在全國都是走在前列的”。
  他說,近年來,在做城市競爭力方面的研究時,課題組為城市競爭力引入了一個全新的定義———城市競爭力表示為一個城市同其他城市相比較多快好省、可持續地吸引要素、創造產品、占領市場、創造財富,為居民提供福利的能力,“與前幾年不太一樣,更加強調未來,強調持續,它的落腳點特別強調提高居民的福利,最終目標是為城市居民提供福利。這是我們概念的最新進展”。倪鵬飛表示,若落實到社會建設方面,第一就是建立民眾之間平等和激勵的制度,維持公平和效率;第二是建立公信政府,要讓民眾對政府有信賴感;第三是通過多元化的社會組織與國民進行暢達溝通,“這些,無一不涉及到政府的職能轉變”。
  卞晉平
  全國政協文史和學習委員會駐會副主任
  成都·改造模式
  曹家巷成經典案例
  2013年7月,在“政府主導,群眾主體”的“北改”運作模式下,通過居民自治這種創新模式,成都曹家巷改造項目簽約成功,正式啟動改造。引發人民日報、新華社、央視等高度關註。
  《決定》提出,堅持綜合治理,綜合運用法律規範、道德約束、行政管理、民主協商和輿論引導等手段,協調解決社會問題。
  曹家巷“自治改造”
  就是一個好例子
  在今年全國“兩會”期間,全國政協委員、全國政協文史和學習委員會駐會副主任卞晉平在接受記者集體採訪時表示,成都的曹家巷“自治改造”是協商民主在解決基層事務中的一個典型案例,是一個好榜樣好例子。
  卞晉平在談及“十八屆三中全會強調推進協商民主廣泛多層制度化發展”時表示,十八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國的協商民主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協商的渠道、覆蓋面更寬了,不僅協商的形式更加多樣化、協商的內容也擴大了,涉及群眾切身利益的實際問題也要開展協商。在他看來,千千萬萬的人民群眾關註著千千萬萬個切身利益,協商要更加靠近百姓的生活,而成都的曹家巷“自治改造”是一個典型案例,“這個事情在網絡的關註度很高,是群眾關心切身利益問題的協商典型案例,這也說明在群眾生活中協商越來越普遍。”
  在曹家巷改造案例中,卞晉平註意到當時政府在對一些棚戶區破舊房屋進行改造,是為群眾辦好事,但是棚戶區裡面群眾的利益群體不一樣,對拆遷改造群眾有不同的看法。他表示,在處理群眾不同看法時,成都沒有採取傳統的簡單做法———少數服從多數或者法律裁決進行“強拆”,而是採用了協商的辦法,由當地的居民自發組成了一個群眾組織———“自改委”來協商拆遷中的問題,最後尊重了群眾的意願,“群眾的意願只要是合法就應當受到保護和尊重,曹家巷是一個好例子好榜樣。”
  林江
  中山大學嶺南學院教授、財政稅務系主任
  成都·國際化
  加緊申請內陸自貿區
  去年底召開的成都市委經濟工作暨城鎮化工作會議提出,成都力爭建內陸自貿區。今年兩會期間,全國大人代表、省商務廳廳長謝開華亦指出,“成都搞內陸自貿區,有條件有優勢”。《決定》也明確提出,積極爭取設立中國(成都)內陸自由貿易試驗區。
  轉向自貿區
  可從經濟特區吸收經驗
  在新一輪改革中,自貿區申報被認為是倒逼政府職能轉變的有益嘗試。針對目前成都正在申報自貿區建設的情況,中山大學嶺南學院教授、財政稅務系主任林江表示,成都天府新區建設以及未來可能轉變為自貿區的建設,可以從以往的經濟特區上吸取一些有益的經驗,“因為從承擔國家經濟發展的功能上看,它們都是探索者的角色。以前經濟特區是先行先試,現在自貿區一樣是先行先試”。
  他認為,有意建設自貿區,政府也要重新認識自己的角色。無論是自貿區還是經濟特區都需要政府的介入,但方式和程度不同,“經濟特區形象地說是小平同志‘畫了一個圈’,別的地方不能做,這是一種行政性的干預,現在政府在自貿區建設中也要扮演一定的角色,但更多的是引導和服務”。
  林江表示,成都地處中西部,建設將來的自貿區,重要的是要清楚自己與其他省市有哪些不同,“你的優勢在哪裡,是想要獲得優惠政策還是制度試驗的機會?制度試驗則可以給你。做這種試驗,需要有很多改革相配合,對於政府職能的轉變應該說是革命性的,對壓力的承受能力必須遠超以往的任何改革”。  (原標題:管理到治理 一字之變折射執政理念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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